《老头儿汪曾祺》汪朗汪明汪朝书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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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老头儿汪曾祺》书籍的理由
《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这本由其子女汪朗、汪明和汪朝合著的老书，我在一场清谈活动中偶遇得之。此乃毛边本，边角未裁，纸张发黄，我却爱不释手，反复翻阅。在书里，子女们称汪曾祺“老头儿”，大呼小叫，老头儿依然乐得颠儿颠儿的。
书本开头，汪曾祺这样评价自己：寻常文人一个，普普通通一生，读大学没文凭，当“右派”也一般，自称“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偏还有人喜欢。诗酒书画略知一二，居然成了“最后一个士大夫”，六十岁后有点名气，在家人朋友中还是一个“好老头儿”。汪曾祺嗜酒，爱美食，会画画，有才气，不算用功，不特别求上进，只肯写短篇，善良随和，政治上单纯，有点“妻管严”，是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更是个出色的知识分子作家。
这本书，简直就是汪曾祺的人生通史。从身世、求学、恋爱、文革十年到各个时期的作品背景，老头儿的老友朱德熙，恩师沈从文，老头儿的厨艺……如此种种，书中没有假正经的“父亲”，只有一口一口的“老头儿”，透着温暖的家常，看得人嘴角上扬。
书里有一段真教人又笑又哭，老头儿被摘掉“右派”帽子后，由于找不到单位接收，就被下放到沽源，一个寸草不生的绝塞孤城，去一个人看守马铃薯，他每天对着一堆土豆，居然做出了《中国马铃薯图谱》这样的奇书，得意洋洋地跟孩子们讲从没看过和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老头儿汪曾祺，就是有这样的本事，能从苦日子里尝出甜头，在一粒沙中看到世界。
《老头儿汪曾祺》的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年-1997年)：寻常文人一个，普普通通一生，读大学没有文凭，当右派只是“一般”，小说散文写过几篇，自称“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偏还有人喜欢，诗酒书画略知三四，居然成了“最后一个士大夫”，六十岁后有点名气，在家人朋友中还是“老头儿”，一个好“老头儿”。
《老头儿汪曾祺》的内容简介
汪朗、汪明、汪朝编著的《老头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是一部人物纪实类读物。汪曾祺是个作家，在儿女们眼中他是 一位好父亲，爱家，爱孩子，爱写作，爱画画，爱做饭；性格平和，处事低调。同时也有缺点，爱抽烟，有酒瘾。《老头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这本书表现出来一个本真可爱的汪曾祺形象。
《老头儿汪曾祺》的精彩书摘
“‘右派’的遭遇各有不同，有幸有不幸。我这个‘右派’算是很幸运的，没有受多少罪。”这是爸爸对于自己改造生涯的概括。
爸爸的脑子，似乎特别不愿意记忆那些悲啊苦啊的东西，更不愿意将它们诉诸文字。三年多的劳动改造，在爸爸的一生中算是最艰苦的时期，但是在他后来写的作品中却很少描述经受的磨难，相反，这一段生活在他的笔下还挺有诗意。
1959年底，农科所给下放改造的几个“右派”作鉴定，和爸爸一道干过活的农工组长一致认为，老汪干活不藏奸，和群众关系好，“人性”不错，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所领导考虑，才下来一年多，未免太快了，再等一年吧。到了1960年10月，爸爸在劳动改造整整两年之后，按组织要求向所里交了一个思想总结，经所领导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在同去农科所的几个难兄难弟中，他当“右派”的时间算是最短的。
在农科所，劳动之外，爸爸的业余生活还挺丰富。
演戏。农闲时所里经常要演戏，过去主要是唱山西中路梆子。爸爸他们去了之后，带了些新品种，和农工一起演过小歌剧《三月三》，独幕话剧《十六条枪》。他演的似乎是汉奸特务一类的角色，因为他给我们唱过《三月三》中的一段词：“胡宝才，胡宝才，我的运气天上来。红酒白酒我喝了一个够，一百块大洋揣在我的怀……”
他还帮演员化妆，用戏剧油彩，这比过去用的粉妆漂亮得多。他自称勾的脸谱比张家口专业剧团的花脸还要干净讲究。一年除夕，在沙岭子堡(镇)里演话剧，爸爸还指导木工做了布景，并在海报上特别标出一行字：“台上有布景”，这在当地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演完戏，爸爸马上要赶火车回北京，连妆都没有卸干净，就上了火车。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水洗脸。那是他第一次回北京探亲。
办展览。摘去“帽子”之后，爸爸曾借调到张家口地区农业展览会帮助搞美术工作，而且很有创造性。他曾经用许多种土农药粘贴出一幅很大的松鹤图，色调古雅。当地的美术中专的一位教员还特地带学生来观摩。他还在农科所里布置过“超声波展览馆”。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附近已经有农民饿死，农科所虽然还不至如此，但是吃饭也很紧张。于是便按一些地方的“先进经验”，搞起了超声波，说是不管什么东西，只要用超声波一照，便可增产。萝卜能长粗，母牛多产奶。这当然是瞎扯的事，但是当时相信的人还不少。爸爸既然被指派布置“超声波展览馆”，总得想法完成任务呀。超声波是看不见的，该怎样用图像表现?爸爸没办法，就画了农林牧副渔多种产品，上面一律用圆规蘸着白粉画了一圈又一圈的同心圆，所里农工居然也看明白了。
也有人挑毛病。“超声波展览馆”的横匾是爸爸自己写的。请所领导和技术人员审查内容时，—个有学问的技术员提出“馆”字写错了，应该是“舍” 字边，不是“食” 字边。说图书馆、博物馆都只能写作“舍”字边，只有饭馆才能写“食”字边。在场的人都认为她的意见很对，“应该改一改，改一改”。爸爸毕竟是摘帽“右派”，明知没这回事，却无法和他们理论，只好老老实实拿起刷子把“食”字边涂了，改成了“舍”字边，心里觉得非常憋气。这口气，爸爸一直憋了30多年，直到1992年在一篇小说中把这件事抖落出来才算了却此事。
画画。画了—套《中国马铃薯图谱》。农科所有一个下属单位“马铃薯研究站”，不在沙岭子，而在沽源。沽源在坝上，地理上属内蒙古高原，是高寒地区。马铃薯本来是高寒地带作物，在热的地方种几年后，就会感染病毒，退化减产，因此经常需要到坝上这样的高寒地区调种(现在有了新技术，可以生产脱毒薯苗，就不必调种了）。沽源是供应全国薯种的基地，研究站自然要设在这里。这个研究站集中了全国各地上百个马铃薯品种，为了积累些研究数据，需要画—部《中国马铃薯图谱》。爸爸那时已经“摘帽”，一时还没有接受单位，留在所里帮助干些杂活儿。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他。爸爸在张家口买了纸、颜色、笔，坐上长途汽车上了沽源，其时在1961年8月下旬。
沽源是绝塞孤城。在清代是—军台。清代制度，大臣犯罪往往由皇帝批示“发往军台效力”，这处分比充军要轻—些。一个人独自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可以谈心的人很少，爸爸不免有些寂寞。另一方面，摘掉了“右派”帽子，爸爸也有一种轻松感。在马铃薯研究站，爸爸的日子过得非常悠闲。没有人管，也不需要开会。每天一早起来，他就蹚着露水来到马铃薯地里，掐一把花，几枝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里，对着画。马铃薯的花有一点像复瓣水仙，颜色是白的，浅紫的。紫花有的偏红，有的偏蓝。当中有一个高庄窝头似的黄心。爸爸在画马铃薯时，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贡献。过去人们认为马铃薯的花都是没有香味的。他发现有一种马铃薯“麻土豆”的花，却是香的。他告诉了研究站的研究人员，他们都很惊奇，搞了这么多年的马铃薯，他们还没有发现。这也不奇怪，因为没有人像爸爸这样整天对着马铃薯的花画个不停。他曾经写过一首长诗，记述这—段的生活，代替书信寄给一个老同学，原诗写的是什么，后来他已经忘了，但是有两句却始终记着：“坐对—丛花。眸子炯如虎”。这是他的得意之笔。爸爸的眼睛很亮，这一点许多人都有印象。是否“炯如虎”?有些夸张!
等到马铃薯的花一落，薯块就成熟了。爸爸便接着画薯块。画完一种薯块，便把它放到牛粪火里烤熟，吃掉。他十分得意，认为全国能够吃这么多种马铃薯的人，没有几个。爸爸觉得，薯块画起来比马铃薯的花要容易，想画得不像都不容易。不过，他70岁后画过一幅马铃薯，外加西葫芦，我们实在看不出好来，马铃薯疙里疙瘩的像个癞痢头。可能是时隔多年印象淡漠了，当年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爸爸刚从张家口回北京时，马铃薯花画得确实不错，当时家里有两个白茬的木头茶叶盒，有鞋盒的一半大小。爸爸闲来无事，在表面用钢笔画了不少画，其中便有马铃薯花，还真有点儿像水仙。
《中国马铃薯图谱》画了好几个月，画完之后，爸爸又回到了沙岭子。但是这部图谱始终没有出版，一直放在农科所。到了“文化大革命”，连底稿也不知去向了。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并不稀罕。
画完图谱之后，爸爸在农科所期间还写了一篇作品，就是小说《羊舍一夕》。到下面劳动改造，他居然还要写小说，真是应了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老头儿汪曾祺》书籍的目录
引子
我们管爸爸叫“老头儿”
岁月留痕
爸爸的身世
上学只有文科好
“夜猫子”最怵英文、体育
“高射”过闻一多先生
“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
习作得了120分
吃饭馆泡茶馆，苦中有乐
五年也没捞上毕业文凭
汪曾祺认识了施松卿
妈妈的档案
京沪之间的落魄才子
没能“混进”革命军队
救活没腿儿的“死马”
写过一篇表扬稿
写了几句词儿，认了几个人儿
三生有幸当了“右派”
随遇而安的三年
三篇小说与三个剧本
从《芦荡火种》到《沙家浜》
站在政治漩涡的边缘
赶进小楼成一统
稀里糊涂上了一次天安门
深受“三突出”之苦
几度改写《杜鹃山》
大乱十年成一梦
赋闲两年写闲篇
60岁后又成了作家
写了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
老头儿成了“下蛋鸡”
一辈子只会写短篇
只写自己熟悉的事
搂草打了只肥兔子
也写书评也作序
“老头儿”三杂
误打误撞成了美食家
和京剧较劲，一拳打在城墙上
写话剧写电影一个没上演
集淡泊与执着于一身
“老头儿”如何看“老头儿”
往事杂忆
我们的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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